当前人民法院案件数量增长过快、人案矛盾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法院工作科学发展，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据统计，2007年全国法官18.9万人，审结案件885万件；2011年19.5万人，审结1148万件。4年间法官人数增加6000人，结案数增加263万件。我们一些法院，一个法官平均两个工作日要结一个案件，有的甚至一个工作日要结两个以上的案件。法官淹没在案件的汪洋大海里，年年岁岁，辛苦且不说，如何既保证工作激情和创造性，又保证全部案件的质量，不得不令人深思。对此问题，几乎每个法院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笔者的看法是，那是因为诉讼结果不可预见——诉讼结果不可预见，裁判就如同摇骰子，可以出现任何结果。而裁判如果像摇骰子，可以出现任何结果，人们就会一直摇下去，直到出现自己需要的结果，这就必然会将众多纠纷吸引和滞留在司法程序中，使案件越积越多，最后形成“井喷”或者“爆炸”。

  通说认为，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是社会交往急剧增加、人们权利意识快速觉醒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源于经验，但不合理性。实际上，人们只在一种情况下需要诉讼、一种情况下需要执行：在权利义务不清责任不明时，需要法院判断是非；在债务人不守诚信不自动履行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如果权利义务清楚、责任明确、债务人又能自动履行，当事人完全有能力“自我治理”。法治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纠纷由社会“自我治理”；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大部分止于庭前证据交换，并不实际进入庭审，亦不需要法院判决。究其原因，是庭前证据交换完毕、证据固定后，案件裁判结果如何，双方在律师的帮助下基本明确，无需再继续诉讼，缠讼则更是徒劳无益。我们情况与之相反。首先，我们的当事人不能自我治理，不能自我解决纠纷。即使我没有道理，我也不会向你低头，因为我有人。你有道理我有人，鹿死谁手还未定，咱们到法庭见分晓，不该到法院的案件就这样到法院了。其次，起诉到法院的当事人喜欢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道理很简单，对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一审法官不支持我，说不定二审会碰到一个支持我的法官，所以我要打二审。二审法院不支持我，说不定再审我会碰到支持我的法官，如果我再采取点有效措施，支持我的法官就更容易碰到了，所以我要搞再审。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难想到：如果我们的裁判结果基本可以预见，当事人一开始就能知道这事折腾到法院是个什么结局，事实上无论他怎么折腾，事后必然还是这个结局，他一开始还会折腾吗？

  执行工作中也有一个从源头上削减案件的问题。执行难再难，也要依附在具体的案件上。没有了执行案件，哪里去找执行难？从源头上削减执行案件，核心在于建立执行威慑机制。其原理是：法院生效裁判应当由当事人自动履行。你不自动履行，等我强制执行的时候，100万元的债务，一定要120万元才能了结，这样，债务人不得不选择自动履行。我们现在100万元的执行案件一和解就成了80万元，这样债务人谁会自动履行？他必然等着申请人将案件提交到法院，然后由法院来主持和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反向操作就行了：100万元的债务，自动履行是100万元，强制执行就是120万元，这样慢慢下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案件需要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让裁判结果可以预见，和执行威慑机制出发点完全相同，都是要从源头上减少案件。但是，让裁判结果可以预见，不完全是为了把法官从案件中解放出来，从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实际情况是：裁判一旦成了摇骰子，可以出现任何结果，必将极大地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妨害法律发挥指引功能，并为司法腐败提供空间。同时，裁判一旦成了摇骰子，可以出现任何结果，就意味着法律不是一门科学，司法没有规律性可言，这将动摇人们对于法治的信仰，妨碍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由此带来第二个问题，裁判结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预见、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人们所预见。这个问题和“法律的确定性”关系密切，而“法律的确定性”问题是法律科学中最著名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哈特的观点可供借鉴。哈特运用“语言和规则的开放结构”理论，提出法律具有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是“相对的、有限的”折中主义观点。他认为立法和判例能够顺利地适用于大量日常个案，只是在适用于边缘案件时才会变得不确定。结论是：简易案件中法律具有确定性，疑难案件中法律具有不确定性。对照审判工作实际进行实证。笔者认为，现行审判执行工作中绝大多数案件裁判结果应当为人们所预见，事实上也能够为人们所预见。其中，一般案件中通过大陆法系的法律适用方法，可以找到“唯一正确结果”；疑难案件中通过英美法系的法律适用方法，可以为部分案件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或者几个比较合适的裁决方案。

  至于第三个问题，裁判结果如何获得可预见性，笔者认为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认同让裁判结果可以预见的命题，则达至这一目标的路径实在太多。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各级法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努力等等，都是这一问题的可选答案。笔者在此仅强调两点，一是普通案件中，法官应当严格遵循以法律推理为核心的法律适用方法，抑制自己创造新例、青史留名的冲动；二是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应当正确厘定相关概念，避免因把“裁判结果的可预见性”等同于“法律的确定性”，一开始就予以否定。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