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掌握的线索，仅浙江金华一案，便涉及浙江、山东、广东、上海、河北等23个省市区，347名嫌疑人。

　　据介绍，跨区域完成回收、生产、销售流程，网络纵横交错，成为近年制假活动的特征。纵览近年警方破获的多起重特大制售假药案，涉案人员少则数十，多则上百，牵扯省份20个上下。

　　在假药销售网络中，药店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哈尔滨一个团伙制售假药案中，警方跟踪发现，与假药团伙有业务往来的药店，“触目惊心”。

　　售假团伙从河南郑州、浙江温州等地购进成品假药，再向本省以及辽宁、内蒙古、吉林等地3700余家药店销售，平均一个省超过900家药店涉“假”。

　　“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销售假药的药店，确切数据，警方并不掌握。”公安部经侦局知识产权处处长王志广说，曾经侦破的一个假药案，在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等城市，全市发现120家药店卖假药。

　　除了药店，中西部地区、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的保健品店、私人诊所，亦成为假药重灾区。

　　今年7月，江苏徐州沛县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假药案，涉及30多种药品。警方发现，主犯刘某夫妇频繁从洛阳等地购买假药，销往徐州及山东枣庄等地的50多个乡镇药店和诊所。

　　在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假药甚至通过“调包”、“以假换真”等蒙骗方式，进入了监管相对完善的各类医院。在湖北武汉，专调包贵重药的骗子，被当地媒体形容为“职业钓药人”。

　　此外，还有常见的“义诊”活动，“专家”推销假药，北京、上海、浙江、新疆等地，都曾发生过类似案件，并造成严重后果。其中2009年新疆假药致死事件轰动一时。假药贩子以“中国慢性病康复协会”名义讲课、诊疗糖尿病，“免费检测血糖”，暗地销售“糖脂宁胶囊”，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协会。

　　“偏爱”名贵进口药

　　抗癌、抗肿瘤药物被假冒，利润高之外，还有一原因是家属不会怀疑药物有假只会认为病情恶化

　　在前述山东济南假药案和浙江金华假药案中，一个共同点是，假药针对的都是国际知名药企，如德国拜耳、英国阿斯利康、美国辉瑞等跨国医药公司，造假药品以抗癌、抗肿瘤、治疗心血管类进口处方药为主。

　　济南假药案查缴的假药，包括贝他乐克、尼福达、洛汀新、波立维等药品，涉及十余家外资药企和一百余家国内知名药企的249个品种，300余批次10万余盒药。其中，价格1万元以上的4种，1万至1千元间的24种。

　　以波利维为例，这款预防血栓的药品市场价约130元每盒，网上假药售价100元，略低，“这样消费者可能更会信以为真，很难察觉药是假的。”济南药检所工作人员介绍。

　　抗癌、抗肿瘤等名贵进口药被假冒，除利润高外，据介绍，假药行业还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买这种药的人，大多数身患重病，早晚都得死，家属并不清楚死亡是否与假药有关。”

　　“尤其癌症患者，吃了假药病情恶化，有时家属会认为是癌症控制不住了，不会怀疑药物的真假。”济南市药检所的工作人员说。

　　除进口药外，也有造假者假冒中药处方药，河南焦作的一起假药案中，杨某等人2008年开始，专门假冒“生产”北京同仁堂、红花药业等企业的金鸡胶囊、红花片、千金片等药品。

　　今年7月，徐州沛县警方破获的特大假药案中，查获的药品里有“日常用药”，如妇炎洁、健胃消食片、云南白药、达克宁、地奥心血康、吗丁啉。

　　此外，壮阳药也是造假种类的一大分支。

　　制假售假的动机无疑是暴利。济南假药案查获的假药中，价格最贵的是注射用曲妥珠单抗（440毫克），据警方介绍，假药成本不过百元，市场价24500元每瓶。

　　浙江的一起案件中，一瓶假“舒筋健腰丸”成本3元，流入市场后可达50元；河南一起制售假药案中，“吗丁啉”成本1元，流入市场后15元。

　　王志广介绍，利润率最高的，还是壮阳类假药，一粒假“万艾可”出厂价0.3元，进入市场后可达100元，差不多翻了330倍。

　　成分多为淀粉

　　当前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为主要原料，为有“疗效”，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在济南11月宣布破获的假药案中，济南药检所检验了假药，发现主要成分是淀粉、钙类，无一点药效。药检所工作人员说，“假药吃了不但没有效果，还会贻误病情。”

　　警方介绍，当前假药多以淀粉、玉米粉为主要原料，为使假药重量更像真药，添加滑石粉、饲料、铁粉，为降低成本，则少加甚至不含有效成分，为尽快起到“疗效”，甚至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假药的形式很多，有用国产药假冒进口药的，有用过期药冒充合格药的，甚至有的根本没药效。这些假药吃了什么效果呢？可能疼的人不疼了，因为假药添加安眠药、激素、镇定剂。”医学专家介绍，但造成的后果不容小视，“有些小瘦脸变娃娃脸，细腰变水牛腰。”

　　据警方介绍，一些生产“治疗”白血病、癌症等假药的窝点，没有任何生产药品所需的净化、消毒措施，原料为化工原料。

　　浙江今年上半年破获的一起制售假药案件中，主犯曾供述：“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警方捣毁制假窝点时，发现储存的假药已生出厚厚的霉斑。

　　2009年1月，新疆假药“糖脂宁胶囊”吃死人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造假者密谋生产“加西药成分，吃一粒就见效”的糖尿病药品，在药品中加入大剂量格列苯脲等成分，而大剂量服用会出现低血糖甚至危及生命。

　　正规药厂涉足其中

　　杭州市破获的特大假药案件中，主犯丁某系医学博士，同案犯另两人均为医药公司人员

　　近年来警方查办的假药案件中，一些具有医药、化工等技术背景或药企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染指其中，成为新的特点。

　　2010年6月，杭州市宣布破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杭州最大的生产、经营假药案件，涉案金额3000万元。根据媒体报道，主犯丁某原任杭州某生物医药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他从上海购买了假药原料，组织人在地下窝点加工仿制了多家国外知名药厂的抗癌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称是印度、秘鲁等国生产的药品。

　　丁某系美籍医学博士，同案胡某系一家医药科技公司员工，高某系世界著名医药公司美国礼来公司的员工。

　　此外，也有正规药厂、化工厂、医药公司从事假药犯罪活动。警方发现河北、湖北等地多家药厂直接从事制售假药犯罪活动。而在上海一起制售假药案中，一家药企为主犯汪某研制配方，6家化工厂为其生产药粉。

　　警方介绍，假药生产流程被分解为若干环节，从包材印制到原材料生产再到压片成型、组合包装、物流运输环节，各地不法分子独立运作，按需勾结，共同组成完整的生产链条和庞大的违法产业，使得介入“药品行业”变得十分简单。

　　辽宁一起制售假药案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卖这个（假药）和卖一般东西没区别，只要注意避开检查就行。”

　　“我在去年10月左右找了3个老乡帮忙，但是一两个月之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干，另立门户了；后来他们找的老乡也出去单干，现在在这里当‘老板’的老乡，可能有几十个了。”浙江一起假药案的主犯张某曾自述，假药领域门槛低。

　　交易会成假药串联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假药交易会”，假药制售者从中串联生意

　　在药品生产、销售和流通领域，监管问题一直被诟病。

　　在药品生产上，一些药厂承接假药“来料加工”，一些非法窝点、“地下药厂”几乎完全脱离控制。多名犯罪嫌疑人向警方反映，“干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人管过我们”，甚至“买药的人要求退货，政府还帮我们调解过，也没处罚”。

　　在药品销售上，一些医药公司竞标成功后，医药采购人员收受贿赂、“回扣”后采购假药，甚至医药公司自身购买假药。

　　在展会管理上，许多药品交易会、保健品交易会疏于监管，不法分子混迹其中散发名片传单，串联假药生意。辽宁、河南等地侦破的多起案件中，不法分子均在药品交易会上结识。

　　药品交易会，甚至被戏称为“假药交易会”,假药从中唱了邪戏。

　　今年9月底，上海市民张某因制售假冒“伟哥”获刑，他讲述，正是一次性保健品交易会上，他偶然得到一本产品说明书，详细描述了生产工艺及制作流程，带他走上了假冒“伟哥”之路。

　　此外，相关法律还存在空白、模糊地带。对于化工厂生产药品原材料，许多保健品含有药物成分，甚至标称疗效，应如何管理和处罚，地方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均反映缺乏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奋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假药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李奋飞认为可适当修改刑法相关适用条件，在什么是假药和劣药的区分及治罪上给出明确解释。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起刑点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危害相比显属畸轻，加之实践中，又多适用轻刑、缓刑甚至仅适用罚金，难以起到惩戒震慑作用。

　　也因此，据办案民警转述，制售假药行内甚至盛传，“有贩毒的利润，无贩毒的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认为，假药屡打不绝，与行业门槛低、技术要求低、资本要求低等多因素密不可分，结合网络、游商、小广告等新特点，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监管上，应创新打击方式，摧毁假药完整链条，增加犯罪成本和“入行”难度。

　　此外，曲新久建议，政府监管可提高信息共享力度，药品企业则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例如针对包材回收严重的药品，将包装改为一次性，加大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

　　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