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有关醉酒驾车的入罪标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虽然立法规定追究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需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为前提，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醉酒驾驶的责任追究，要注意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要求严格把握醉酒驾驶的入罪标准，反映了公众对醉酒驾驶这种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的痛恨，对安全、文明公共交通秩序的期盼，也反映了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反映了公众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这无疑令人欣喜、值得赞许。

但是，我们也必须依法理性地认识醉驾的入罪标准问题。首先，从法律看，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有关犯罪认定标准的一般规定。在理解和把握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条件时，都必须受这个总则条款规定的制约和指导。例如，我国刑法对抢劫罪作出了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仅从该条规定的条文看，构成抢劫罪并没有情节、数额等方面的要求，但显然不能认为，哪怕是对在校的未成年学生之间以一般的言语威胁强行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也要一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刑罚。抢劫罪最低法定刑为3年，最高可判处死刑，实际认定中尚且要考虑具体的情节和危害，不是对所有抢劫行为一律定罪量刑。而危险驾驶罪最高只能判处6个月的拘役，在刑法分则所规定的400多个罪名中是处罚较轻的一种犯罪，实际认定时无疑更应当考虑具体的情节和危害，并不能对所有危险驾驶行为一律定罪判刑。

醉酒驾驶本身的情形是复杂的，不正视其中的差别，简单地搞“一视同仁”，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惩罚较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的方针。例如，有的醉驾者之前就受过行政处罚，有的醉驾者则一贯表现良好；有的自己主动狂饮、事后又坚持“亲自”驾车，有的则是在他人“力劝”下醉酒、事后因故未找到代驾而驾车；有的是在车流仍然密集的时空醉驾，有的则是在人车已经稀少的深夜醉驾；有的已造成车辆追尾等事故，有的则尚未肇事；有的到案后仍毫无悔意，有的则是追悔莫及，等等。可见，同样的醉驾，不同的情形，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以及所反映出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有很大的差别，一律以犯罪论处，也不符合我们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方针。

惩处醉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惩处醉驾的根本目的，是要警醒醉驾者，防止其再次违法犯罪，同时教育其他社会公众要自觉守法。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依法不认为是犯罪，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同样也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有助于避免动用刑罚所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行为人再进入社会困难等“副作用”。对于醉驾，通过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得益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快步迈入了汽车时代，但安全、文明行车观念和素质的养成，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和过程。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和适用，对尽可能缩短这一过程固然会发生重要作用，但良好交通秩序的形成，根本上还有赖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贯彻落实，有赖于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牢固树立安全、文明的驾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