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时期，法官群体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职业风险。

    “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捍卫者，法官如果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维护司法的权威，又何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难掩激动地说。

    “法官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郝银钟忧虑地说，“这有可能造成大量优秀法律人才的流失，以致于威胁到司法队伍的建设。”

    基层法院法官易受侵害

    在对全国范围内侵犯法官人身权利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后，陈卫东认为，“基层法院的法官更易成为侵害对象。”

    陈卫东说，一方面，基层法院审理大部分刑事、民事案件，直接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基层法院往往由于财政紧张，安全防范设施不够健全，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反应力度不够。

    “法官受侵害的地点是不确定的，既可能在法院审判区或办公区，也可能在外出办案现场，还有可能在法官上下班的路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陈卫东说。

    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更为危险。但陈卫东认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历来受到严格限制，其人身危险性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法官人身受侵害事件大量集中于民事纠纷，特别是离婚、赡养案件中的当事人，往往情绪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法官更容易成为发泄对象。”陈卫东说，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与当事人反复接触，因此受到非法伤害的可能性增大。

多种原因加剧法官职业风险

    近年来法官职业风险为什么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呢？

    “大量矛盾纠纷未经必要的过滤就直接涌入法院。由于案多人少，法院只能穷于应付，案件审理质量很难提高，客观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而公众对法院的期望值很高，这就很容易使矛盾激化。”郝银钟认为，这是法官职业风险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表示，当事人想当然地把希望寄托于法官“包青天”式的明察秋毫上，认为法院无所不能。一旦审判结果与当事人预期的不一致，往往会迁怒于法院和法官。于是，法官轻则被投诉、辱骂，重则人身受到攻击甚至生命受到威胁。

    “司法工作的特性，决定了法官职业本身具有潜在的风险。”郝银钟告诉记者，案件到了法院，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当事人对法律和审判的认识有限，败诉的一方就有可能不理性地迁怒于法官。“这种现象很难避免，但必须进行必要地干预和疏导，绝不能放任自流而危害法官职业群体。”

    郝银钟认为，法官法只有一个条文，宣誓性地表明了对法官人身安全等的法律保护，立法保护上的薄弱，说明对法官的职业保障机制存在不足。

    “当然法官自身的问题也不容回避。”郝银钟说，极个别法官禁不住诱惑铤而走险，甚至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而导致司法不公，这些消极现象会让矛盾激化升级。

    陈卫东则认为，“分析以往一些法官被伤害的事件，法院的裁决一般都是公正的。”他更愿意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社会问题，认为需要整个社会的反省。

 完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

    “如同其他职业风险一样，法官职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和排除的。”郝银钟提出，首先要给法院准确定位，不能无限放大法院的能量；其次要从立法上加强对法官人身安全的保护，建议增设“藐视法庭罪”；还要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对司法腐败必须“零容忍”。

    他还特别强调，要建立有效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法官能够依法行使审判权，减少对法官审理案件的不必要干预；同时给予法院充足的资源保障，加强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机制。”

    陈卫东认为，司法是否公正不仅仅体现在处理结果上，还要体现在办理案件的程序中，法官必须重视程序，让当事人在程序中体会到法官的公正；法官的工作态度也有待进一步改进，要彻底摒除“脸难看”、“门难进”的现象。

    “法院必须设立严格的安检措施，将恶性事件排除于萌芽之中。”陈卫东提醒道，“严格的安检措施是极其必要的，司法便民应当讲究方式和限度。”

    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家磊认为，通过提高执行技巧、科学办案，可以规避执行中的诸多风险。

    孙家磊举例说，法官应当以“软执行”为主，“硬执行”为辅。所谓“软执行”就是不与被执行人有正面接触，从而达到执行的效果，如冻结其银行账户、查封股权、商标权、到期账款等。所谓的“硬执行”就是直接与被执行人接触甚至是冲突的方式来达到执行效果。如执行其房产，强制其搬出房屋，执行其家庭用品等方式。

    郝银钟建议法官在裁决之后，确实要发挥能动司法的重要作用，大力畅通“裁决后对话”渠道，加强判决的说理性、判后释明以及案件的回访等工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法制日报记者 张亮 见习记者 李娜 转载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