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作品及其保护（三）

                                                 陈锦川

视听作品“制片者”的认定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所谓视听作品的制片者，是指为制作该作品而首先采取行动并承担财务责任的人[1]；是采取主动行动和负责完成作品的自然人和法人[2]。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据此，在视听作品上署名表明其为“制片者”的，如无相反证明，其即为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

因此，制片者的认定对于确定视听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非常重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设有八一、北京、长春、珠江、峨嵋、西安、广西等电影制片厂专事拍摄电影工作，电视剧也主要由中央电视台、各省、市、自治区等地方电视台制作，因此当时的“制片者”即各电影制片厂、电视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清晰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了上述制片厂、电视台外，各种市场主体也参与到电影、电视的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状态。影视业作为一种高投资、高风险、高度市场化的产业，有其自身的制作、运作规律；我国对视听作品的制作、放映的管理体制也有其特殊性，导致在实践中“制片者”的署名非常混乱，“制片者”难以准确认定。结合影视产业的运作实际、我国相关管理制度的要求，在以署名确定视听作品的“制片者”时，应当注意到以下情况[3]：

1、关于制片者如何称谓、如何署名没有规范性要求，也没有形成为业界所公认并执行的统一的习惯和做法；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变化，署名方式还会发生变化。

2、通常情况下，“出品单位（或者出品方）”为“制片者”，是著作权人。“出品单位”即呈现作品的单位。原来我国的影视行业并没有“出品”的概念，而是使用“摄制”这个词。因为当时拍摄电影、电视剧不是为了通过影视的著作权来挣钱，而完全是为了给电影院、电视台提供放映的内容和播出的节目，完成宣传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没有著作权的观念。但是随着影视行业的市场化和市场的发展，影视的著作权与商品、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简单的用“制片”或者“拍摄”就不能满足需要了，因此行业使用了“出品单位”来表明其作为投资人和著作权人的身份。所以，行业内通常认可“出品单位”即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享有著作权的“制片者”。但是即使如此，实际也有不同的做法，如有的既有“联合出品方”，又有“出品方”，而且两者不完全一致。与此相联系的“出品人”实际上是“出品单位”的代表，主要是指其法定代表人。由于我国影视制作实行许可证制度，影视制作又需要大量资金，因此会出现两家以上单位共同投资的情况，此时“出品单位”为多家，就通称为“联合出品单位”。

2、通常而言，摄制单位是受出品方委派拍摄、制作影视的人，因此如果说出品方是出资方的话，摄制则是出品方的“工程队”，负责影视产品的“具体施工”；因与影视制作、运作有一定关系，或者为了发行的需要，某些视听作品会把相关单位、电视台等署名为联合摄制单位，从而出现几家、十几家“联合摄制单位”的情况，实际上跟著作权没有任何关系，故“摄制单位”并非“制片者”，并非著作权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业还没有足够规范化，也存在“摄制单位”为著作权人的情况。制片人，也称制片主任，是影视拍摄期间的管理者，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制片者”。

3、根据我国相关电影、电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影视的制作、播放实行许可证制度，即持有许可证才能摄制、放映影视。国有的电影制片单位等可以获得许可证，法律法规也允许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向有关部门领取《摄制电影片许可证（单片）》，个人或者企业可以通过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从而获得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因此，有的电影、电视剧可能由持有许可证的单位摄制，有的可能由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出资的单位合作摄制。在后者的情况下，既可能是由持有许可证的单位与合作单位共同出资，也可能是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只是挂名，投资方则是其他合作方，持证单位仅署名，其他著作权完全归投资方。

4、著作权法并不禁止通过合同约定著作权的享有和分配，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视听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这样就可能出现视听作品上署名的“制片者”、许可证上的制作方与实际著作权人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此时应以当事人就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和分配的约定为优先，而不以“署名”确定权利人。

由此，在确定视听作品的“制片者”时，可以按照以下方法：

1、如无相反证明，在视听作品上署名为“出品单位”、“联合出品单位”的单位为制片者，享有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2、在有证据证明其为出资方或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摄制单位”、“联合摄制单位”为制片者，享有著作权；

3、影视许可证可以作为确定制片者的参考；

4、当事人就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和分配有合同约定的，依合同确定制片者及其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