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非典”。“非典”过后，中国的版权界也出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由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在背后操纵，由北京天为律师事务所出面组织的，全国上百家律师事务所统一行动，发出上万份律师函，向卡拉OK经营者索要版费。

IFPI发起这一行动，其目的除了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压，争取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身份外，也是其将反盗版经营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在此之前IFPI（通过天为所）已经在经营反盗版了，其经营的产品是音像光盘，经营的“客户”是全国的光盘生产厂，经营的工具是令光盘生产厂又恨又无奈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验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全国没有哪个光盘厂未被索赔的。

后来国内的唱片公司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大家纷纷经营反盗版。很多唱片公司，经营反盗版比经营正版更赚钱。渐渐地要找到正规光盘生产厂制作的侵权音像制品越来越难了，于是反盗版经营转向了卡拉OK厅，后来又转向了网络。现在网络反盗版事业正方兴未艾，其产品不限于音像制品，包括了文字作品、美术、摄影等各种作品。从媒体上我们常看到某大网站被诉侵犯版权，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个案，几乎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营活动。每天全国有几百名律师在形形色色的网站上搜寻着猎物。

其实在中国经营反盗版IFPI并非最早——虽然只有它曾做到轰轰烈烈——国际软件巨擘们早就在经营这一事业了。贵公司是否曾收到过某大软件公司（如Microsoft、Adobe）的警告函，接着就是一位小姐契而不舍地打电话，告诉你贵公司在使用盗版软件，要求贵公司正版化，否则就要诉诸法律。这是它们已经经营了多年的业务。

除了反盗版在经营外，商标方面的反假冒也在经营，专利方面的反侵权也在经营。一个好的品牌会在各地找经销代理，有时还会找反假冒的区域代理律师，代理商经营正牌，律师经营反假冒。一项专利自己不实施，靠反侵权营利的也不是个案。

反侵权经营化，是好是坏？作为一名知识产权专业律师，本人认为知识产权产权侵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市场问题。让法律的归法律，市场的归市场。侵权是一种经营活动（从法律角度是不合法的，但从市场角度看它的确是经营行为），唯有反侵权也成为一种可营利的经营活动时，才能最有效地抑制侵权行为。正如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是市场上的生态平衡。

音像店里盗版的东西少了，靠的是政府的打击盗版吗？不是；百度的音乐搜索不再提供下载了，这里面有政府干预吗？没有。唯有反侵权有利可图时，才会由市场组织起这一特殊的经营者，以市场规模去打击侵权。

当然，反侵权是一种特殊的经营活动，其特殊有二：

其一，其经营活动的本身不是在扩大市场，而是在消灭市场，而这恰恰是法治所追求的。当市场萎缩到无利可图时，经营者会纷纷退出，而侵权活动又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侵权市场与反侵权市场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

其二，其经营活动以司法为后盾，其能否营利及营利的多少以可能的判决金额为参照。因此，国家司法的态度决定了侵权市场与反侵权市场的力量对比。

近来对盗版的判决赔偿额越来越低了，据说司法界的理由是版权基本上是代理公司在经营，赔偿额只能让他们保本，而不能让他们靠诉讼营利。我们的人民法院想杀猫养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