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的魂灵
——悼念郑成思先生
夏勇
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获悉郑先生的噩耗,心情很是沉重。记得最后一次相见，是去年四月他住院回来，我去官园看望，并就所里的事情"问于贤"。郑先生病容未褪，体质孱弱，但谈兴高昂，思如涌泉。其间，他两次提到学科"接班人"问题，我权当老之将至者言，未置深虑，不料一语成谶，如今他真的离去，令人不胜唏嘘。郑先生这次病重时我没去看望，明天八宝山告别仪式我又不能参加，便只得在这夜深人静时，着墨握送，聊寄敬意与哀思。
郑先生的学问我不懂，但他独特的学者品格，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郑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他的认真，是匠气十足的镂石磨杵，也是法律学者特有的穷条究款。记得有一次某部委就一个法律条款征求法学所的意见，郑先生送来的几页稿子，都是他亲笔书写的，每条意见皆注明出处，其中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也写得一笔不苟。惟其认真，郑先生总是坚持己见，乃至一得之见，如怀美玉。大凡做事认真者，必为律己甚严者。他在法学系2003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说："我本非天才，只知道下死力去做，'不偷懒、不灰心'，其实就靠这六个字，才庶几不被甩在最后面。""最后面"这三个字，表明了他看待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世界眼光，也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他交谈，时常会被他唯恐落后的紧迫感打动。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突飞猛进，稍有懈怠，便要落伍；现在他已经感到年轻人要追上来了，因为他们会的外语多。不过，郑先生并非"玩学术"。在他认真的背后，是有使命感作支撑的。在2001年中南海法制讲座上，他反复阐述：不创自己的品牌，永远只能给别人打工；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观点，已然为近几年来发生的事情所验证。
郑先生是个简朴的人。一如许多学者，郑先生的头上戴着光环，比如，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比如，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他还是中国法学界罕有的在国际学界获得真正认可并能够与国外同行一起平等共事的人。1995年，他被国际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促进协会推选为执行委员,是执行委员会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委员，1997年又连选连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似乎与这些全无关联。在九十年代，也就是他的学术最为辉煌的时候，他常年穿的,是已近绝迹的中山装，而且破旧邋遢。这已然成为法学所的一道独特风景，宛若当年辜鸿铭长辫马褂出入于洋人的圈子，不合时宜却无妨欣赏，且耐人寻味。郑先生居所之粗陋，让人恍如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教师住的筒子楼里，坐着躺着的似乎只见书报稿纸。其实，从这俭粗凌乱里,我们可以见到的，正是可贵的钢铁意志和学问精神。郑先生的简朴也及于他的语言文字。他是少有的头戴光环却不讲、也不会讲空话的学者。这让我想起古人的话：大道至简，大贵若朴。
郑先生还是个爱生的人。随着教育的发达，老师、导师越来越多，师傅却不然。能称得上师傅的，至少要有三条，一是有绝活，二是有规矩，三是有门风。这要求做老师的，既有为师之学，更有为师之德。师德决定规矩和门风，只要师德敦厚，即便偶出不肖，亦无伤大雅。郑先生是称得上师傅的，他带出了一批优秀而有特色的知识产权学者。为师之德，莫过爱生。我不知道郑先生是不是到了"爱生如子"的地步，但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感动。那是几年前录取研究生的时候，一名考生成绩不理想，他连着找我两次，提议破格录取。头一次是赞扬该生如何优秀难得，为学科建设所急需。再一次看到名额实在紧张，便把自己"祭出"。他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前不久住院得的是癌症，想招这个学生补充学科力量"。那是我第一次得知他的病情。或许正是这"悲情"力量，我们最终从研究生院争取到了额外的招生指标。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他在高校延揽人才的高潮时分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会离开法学所"。我想，即便现在，他也没有离开那块蕴籍当年新文化运动辉煌与典雅的土地，那座闪烁当年林徽茵建筑才情与灵动的院落，没有离开中国的法学。
（草于2006年9月1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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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草籽 博客网址：theflyingseed.fyfz.cn 时间：2006-9-17 22:01:00
追念郑成思同志
刘白驹
9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决定在9月11日下午召开学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我们请法学研究所科研处向郑成思同志转告会议通知。返回的信息是郑成思同志请假。9月11日下午，我去开会，在会议室门外遇到法学研究所老所长、学部委员王家福同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郑成思没了！"我大吃一惊，进而知道郑成思同志是在9月10日晚上去世的。与会同志对郑成思同志的去世都感到十分难过。我一边开会，一边回忆着与郑成思同志的交往。
虽然我是在1982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工作的，并且那几年我经常去法学研究所，但直到1986年我才与郑成思同志结识。第一次见面还不是在院里或所里，而是在国家版权局。记得是国家版权局召开座谈会就稿酬制度改革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科研局领导派我去了。郑成思同志作为国家版权局特邀的专家出席了那次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认为某些单位实行的职务作品稿酬提成制度应当取消。郑成思同志表示赞同。会后，我走过去，他微笑着和我握手。我的同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刘春田同志还在一旁打趣，说我不像话，怎么才认识郑成思同志。其实，郑成思同志作为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的情况我是有一些了解的。只不过，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他的著作。
后来的联系就很多了。除了电话，还有通信。他还是我办公室的常客。即使到院里别的部门办事，行色匆匆，他也常常到我那里寒暄几句。无论是工作交往还是个人交往，从来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在于犯罪学，但巧得很，在我认识郑成思同志后，科研局领导根据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让我多关注著作权问题。我开始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权问题进行研究。我曾经就一些理论和实务问题向郑成思同志求教，并把我写的一些研究报告送他指正。每次他都认真而明确地作出答复。每当出版新的著作，他都会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是我学习参考的主要文献。他的文风我已经比较熟悉了，即使是他用笔名发表的文章，我也能猜出是他写的。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管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几次法学基金组开会，鉴于知识产权法和国际经济法方面的申报课题越来越多，我提议邀请郑成思同志作为临时评议专家（后来他成为法学基金组的正式成员）。虽然没有表决权，但郑成思同志每请必到，认真、公正地参与评议，提出参考意见。对青年学者的好课题，他热情地大力推荐。
1992年，中美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和我国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世界版权公约》，院里有些单位和学者反映，不清楚应当如何应对。我向科研局领导建议，请郑成思同志在院里就有关问题做一次讲座。我联系时，郑成思同志爽快地答应了。那天讲座很精彩，听众很多。他还解答了现场提问。会后有不少同志邀请他去做讲座。送他离开时，我对讲座没有报酬和没有安排午餐表示歉意，而他毫不介意，说：这是我该做的。后来，我们还请他就翻译类学术期刊的著作权问题做了一次讲座。
1992年底，在我申请副研究员职务时，鉴于我的一些科研成果属于著作权法领域，科研局通过法学研究所请郑成思同志作为推荐人（之一）。他拨冗写了推荐意见。1996年，我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权问题》的最终成果通过专家鉴定，郑成思同志是鉴定组组长。也是在1996年，他推荐我参加国家版权局组织的赴日本考察团。
1997年以后，我的研究重点完全转入精神障碍与犯罪问题，因而很少有机会再向郑成思同志请教。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在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和合作作品著作权问题的研究还是有特点的，应当结合新的情况继续做下去。但我还是基本停止了对著作权法的研究。不过，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工作。1997年，他主持承担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美国的"特别301条款"与我国的对策》。合作者是法学研究所的李明德同志。几年后，课题完成了。在郑成思同志到科研局办理结项手续的时候，我看到课题最终成果的书稿上只有李明德一人署名。我便请郑成思同志作出书面解释。后来课题最终成果以《"特别301条款"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为题出版，还是李明德一人署名。郑成思的书面解释作为该书的序言也一同发表了。关于署名问题，郑成思在序言有这样的说明："这一研究项目，是我和李明德教授共同申请的。由于在项目真正立项后，李教授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对这一部分内容十分熟悉，所以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成果的撰写，就主要落在他头上。研究报告的框架、格局及主要内容是由我与他共同商量的。在整个撰写中，我也确实不断提供了'思想'。因此，不能说我未参加及主持这个项目。至于项目完成后，再进一步加工成书，则完全是李教授一人所为了。书中有很少一部分，是经我同意后，李教授以我的原有作品为基础重新创作的。无论作为提供部分'思想'者，还是作为提供极少基础创作的依据者，从版权的角度，都不足以使我作为'共同作者'或'共同版权人'而在书上署名。"李明德同志在后记中回顾了创作过程，其中也谈到郑成思同志的作用。他说："记得课题开始之时，郑先生就明确告诉我，主要工作由我来做，将来的成果也只属我的名字，他自己绝不在成果上署名。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他又几次明确而坚决地表达过不在成果上署名的意思。但实际情况是，课题报告和最后的书稿都有郑先生的心血在内。在课题进行过程中，我曾就许多问题，包括课题报告的框架与他讨论。郑先生所提出的许多建议和看法，都融进了最后的课题报告中。本书是在课题报告的基础上扩写的，自然仍有郑先生建议和看法在内。"我深为郑成思同志的严谨学风所感动。作为一个科研管理工作者，我认为郑成思同志和李明德同志愉快、圆满地共同完成了一项课题，并且在不经意间提供了一个合作研究的成功范例；而作为一个对著作权法有些许心得的研究者，我认为他们两人不仅对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而且模范地实践了知识产权的基本准则。从这两个方面，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把我的感想写成一篇短文《课题主持人与成果作者》，在院报和中国法学网发表了，还有网站转载，反响不错。我不知道郑成思同志是否看过我的这篇短文。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
在我的印象里，郑成思同志的身体健康从来是不能说好的。每次联系、见面时我都请他保重身体。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年他明显地衰老了，过早过快地衰老了。今年两会期间，新民晚报刊发了一张郑成思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大厅电脑前查看资料的照片，记者称他为"与病魔长期抗争的老人"。看了真让人唏嘘。要知道，他才刚过60岁啊。近两年我和郑成思同志联系、见面少了。有一天上午我们共同参加一个会，中午我陪他在院食堂一楼大厅吃便饭。他更加消瘦，头发更白了，吃饭也更加困难，但谈起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时依然兴致勃勃。
不记得我是何时知道郑成思同志患了癌症的。我祈望他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战胜病魔。今年6月的一个上午，他到我的办公室看我。但是我竟不在。听我的同事描述，当时他说以后可能见不到了。之后我们通过两次电话。他说话虽然没有以前那样有力，但语气还是那样谦和亲切。第二次电话结束时，我劝他别再多想工作，身体要紧。那边，他笑着说谢谢。我没有想到这是我和郑成思同志的最后一次交流。8月初院里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我以为能见到他，但他请假了。这让我有不祥的预感。最近科研局讨论学部委员的宣传介绍工作，我建议把郑成思同志列入第一批。
还记得有一次他到院里办事，在我的办公室小坐。我问他，有没有想法，把过去的成果整理一下，出一套文集。他说还没有考虑。就在前不久，我遇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社长谢寿光同志，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谢寿光同志说已有此打算，想把这件事做成。遗憾的是，以后即使把这件事做成，意义也大不一样了。
看法学研究所发布的讣告，知道郑成思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15日上午举行。我很想参加。可是9月15日上午在全国政协那边有一个会议，不便请假。因而，只能以此短文寄托我的哀思。
来源：中国法学网
姓名：草籽 博客网址：theflyingseed.fyfz.cn 时间：2006-9-17 21:57:00
怀念郑成思老师
刘仁文
9月11日下午，我在"中国法学网"上突然发现郑成思老师去世的讣告,十分震惊!
赶忙点开讣告，映入眼帘的是先生那张熟悉的照片，瘦削的脸庞面带微笑，黑白相间的头发随意而不显凌乱，宽边眼镜、西装领带……先生难道真的离我们远去了么？
是的，讣告明确写着：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郑成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6年9月10日22时1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
先生走得太早了，这不只是对他家人和热爱他的人的重大打击，也是中国法学界和知识产权界的重大损失。
今年"两会"后,法学所党委请梁慧星老师给大家讲讲政协开会的有关情况,我当时问党委书记陈甦教授,为何不同时请郑老师讲讲人大开会的有关情况呢?他说郑老师身体不好。我知道，先生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怎么好，所以以为只是平常小恙。
直到前不久，我在法学所的公告栏里，看到社科院推荐他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员的事迹介绍，才得知他已身患癌症。但我总以为现在的医学条件能够使先生度过难关，所以也并没有往严重的方向去想。
我虽然与先生专业不同，且年龄、地位差异悬殊，但因同处一个单位，加上有几次与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使我对先生有一些了解。
从我1993年进入法学所，就不断地听别的同事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过郑先生的一些传奇经历和事迹，如有一位同样是年轻的同事上午在院子里看到一个穿着普通的人在掏下水道，以为是锅炉工人，没想到下午这个人坐到了会场的主席台上，他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成思。还有，他出名后组织上安排他当了个副所长，结果他因为工作实在太忙，经常出席不了所务会，自己也常常为此苦恼，多次请辞未准，最后他只好以义务献血来"将功补过"。后来，他终于将副所长辞去，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你们郑老师可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书呆子，他的组织能力让他当个所长、社科院副院长一点问题都没有。1998年，我在美国见到江平老师，他曾不无敬佩地对我说：听说你们郑成思让他当社科院副院长都不当，只愿一心做学问。原法学所副所长、后调任清华法学院院长的王保树教授有一次也告诉我：你知道郑成思的人大代表是怎么当上的吗？是人家外经贸部推荐的。因为他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对外谈判，给他们的工作以巨大帮助，结果人家将分给他们的指标让出来，说给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还有一次，法学所的一位学术委员开完会后与我们几个人闲聊，聊起郑成思老师和梁慧星老师关于物权法与财产法的论争，他羡慕地说：这两个人，学术上争得一塌糊涂，但会议上却彼此友善得很。
上述是听说，下面的却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一次所里开大会，所领导请他讲治学经验。他说：法学所的学者要在某一个领域里占领全国的最高峰，这样一旦国家有需要，找到你就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又有一次，研究生开学典礼，他代表导师发言，赠给新生六个字："不偷懒、不灰心"，他说自己靠的就是这六个字。还有一次，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到法学所开座谈会，当着郑老师和大家的面说他看过先生写的几篇关于他如何学外语、如何走向知识产权研究之路的文章，很受感动。恰好他所说的这几篇文字我也看到过，我想补充的是，先生的文笔也相当优美，其古典诗词修养亦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
现在，该谈谈我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了。几年前，他奉命给中央政治局讲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制课，在课题组组成时，他本人特意让当时的所领导信春鹰教授通知我参加，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文章给他很深印象，希望我能在起草这一部分稿子时给他提供一些帮助。那是我第一次被他认识，令我尴尬的是，他竟在会议上公开称我为"老刘"，可见他的为人之单纯。
接下来的一日，我们课题组几个人去中央某部委调研，对方对先生非常尊重，开完会后，他们问我们的车在哪里，想送我们下楼，郑老师说我们下去坐车，你们就别管了。下来后，他对我们说：他坐地铁回去，问我们怎么走。结果我们也只好说：您就别管了，我们搭车走。见惯了吃喝和接送的我，那天独自坐在回家的出租车里，感慨不已：像他这样一个大家，竟是如此的朴素。一个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的人，简单就是幸福。
后来他讲完课后，有一天在法学所的院子里见到我，说：总书记提了四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你那部分的，多亏你。我当时被他的坦诚所打动，脱口而出：郑老师，能与您这样的学术大家共事，让我可以学到一些为学为人之道，是我的幸运，该我感谢您才是。
再后来，他又受委托接受了某部委的一个这方面的课题，课题组成员基本没变，我也名列其中。记得在第一次课题组会上，他说该部委为了让他对最终的成果形式有所了解，曾给过他一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主持过的另一课题成果清样，供他参考。但他说：如果我们的最终成果只有这个水平，那就不应由他来主持了。因为那份成果一看就不是该教授本人亲自完成的，而是由他的一帮学生完成的。接下来的合作更加让我对他的敬业精神佩服不已，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虎行事的人，也永远不会在任何一个细节上不经过自己的脑子就随便利用别人的成果。
2005年11月的一个周二下午，我去法学所三楼参加例会，在门口碰到先生，他有点出乎我意外地对我说："回来啦，这次肯定又将使你上一个新台阶。"他所说的"回来"，是指我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归来，我没有想到，在一个管理比较松散、大家又常出国的单位，他这样一个大忙人，居然对我这样一个与他不在同一办公室、甚至不在同一办公楼的年轻人的动态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他的后半句话使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勉励和期待。
去年，我曾结集出版过自己的一本学术随笔集《想到就说》，在自序中我特意提到对先生的谢意。先生本人虽然不常写小文章，但他非但没有给我半点压力，反而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的那些小文章有看头。久而久之，我甚至每发表一篇小文章后，就希望他能看到，并能听到他的"表扬"。
现在，先生远去了。我居然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见过他，甚至在听说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也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承认，我后悔，但我决不承认，我的心中没有先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转载自学术观察（http://www.oao.com.cn）
姓名：草籽 博客网址：theflyingseed.fyfz.cn 时间：2006-9-17 21:49:00
他让法学界流泪
著名法学家郑成思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侧记
本报记者蒋安杰 王锋
如果不是感动了苍天，为何偏偏是9月10日教师节？
如果不是震撼了灵魂，为何9月15日遗体告别仪式上那么多的
人流泪？
今年的教师节，让法学界永远不会遗忘。
著名法学家郑成思教授像他一贯低调做事的风格，悄然离我们而去了，带着他瘦削而干练的身躯，带着他谦和而朴实的笑容，带着亲人、朋友、同事、弟子和无数人的思念，带着中国知识产权界、带着法学界的无限遗憾与悲伤……
中国的知识产权人无不震惊、惋惜，熟悉郑老师的人无不悲伤、哀叹！
郑老师走得太早了，还不到62岁，正是可以释放厚重的积累、展示渊博的知识、教诲年轻学子、辅助后生才俊、恩泽普通大众的年龄；正是劳累了一生可以享享清福的年龄；可他却连一天福也没享就走了。
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郑老师为人正直、纯真、诚挚、豁达、谦和、平易近人；他淡泊名利、潜心耕耘、无私奉献；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他的风范，高山仰止，他的学术，山高水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国防大学副政委彭小枫和任建新同志献了花圈。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信春鹰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名也罢利也罢惟治学济世为真，衣可简食可简但著书立说求是”的挽联概述了郑老师一生，让千余名尊重与敬仰郑老师高尚情操的悼念者在他的遗容前低泣……
郑老师走了，留下了他待人的真诚与直率，留下了他言辞的风趣与犀利，留下了他求知治学态度的严谨与认真，留下了他分析问题独到的视角和真知灼见。
郑老师走了，因为他太累了，他需要好好地睡，让他安息吧！
本报北京9月15日讯
郑成思生平
郑成思1944年12月出生于云南，1963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1968年毕业，1979年5月从外文出版事业管理局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一直从事法学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国际法研究室副主任、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上世纪80年代初郑成思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回国后，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曾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名牌大学刻意挽留，但他都婉言谢绝，坚持回国发挥才智，报效祖国。
2001年、2004年郑成思当选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2003年受聘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知识产权与技术法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
来源：法制日报
姓名：草籽 博客网址：theflyingseed.fyfz.cn 时间：2006-9-17 21:44:00
千人痛别郑成思
2006-09-16 12:36:00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9月15日电
青山垂目，松柏无语。9月15日，是送别我国著名法学家、学部委员郑成思先生的日子，郑成思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火化。
初秋的北京，晨曦中略带一丝寒意。上午9点不到，离追悼会召开还有一个多小时，记者来到八宝山殡仪馆。此时，告别室门前已经站了很多人，有郑成思先生的家人、有他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同事，有从境外远道赶来的同学、学生，还有他相识、相知多年的法学界同仁及社会各界的朋友。
郑成思的大学同学从各地风尘仆仆地来了。“我们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的24名同学来了一半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赵岸青深情地回忆说：“‘文革’期间，郑成思在黑龙江木兰县深山老林里一呆就是10个月，当时很多人认为知识无用，郑成思却整天抱着书学习。”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法室主任赵贵训一脸凝重地对记者说：“郑成思没有学霸作风，对物质待遇看得很淡，与商业利益有关的案件，他从来不参与。”
郑成思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彭道敦（michaelpendle-ton）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彭道敦通红的双眼仿佛在告诉人们他内心的悲痛。他回忆说：“当年，我邀请郑成思到澳大利亚工作，他拒绝了。因为他对中国有一种责任感。”彭道敦说：“郑成思在国际上是世界第一的知识产权专家，在中国，他是‘知识产权保护之父’。”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罗东川回忆起和郑成思先生交往的情景，失声痛哭：“中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得到了郑老师多年的支持。”
郑成思的博士生刘家瑞清楚地记得，刚入学时，先生大老远地从家里跑到他的宿舍来看他。
郑成思的姐姐泪流满面地说：“家父还活着，白发人送黑发人，让我们怎么受得了？”
告别室里摆满了鲜花与花圈。“郑教授一路走好”、“郑老师，安息”一副副挽联、一束束白菊寄托着人们对先生的无限怀念。
上午10点，追悼会开始。遗像中的郑成思微笑着，笑容一如既往地和蔼；花丛中的郑成思安睡着，面容一如既往地慈祥。“你走了，带着你削瘦而干练的身躯，带着你谦和而朴实的笑，带着亲人、朋友、同事、弟子和无数认识你但你却并不认识他们的陌生人的思念，带着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和知识产权人以及你本人的遗憾……”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60位师生撰写的悼文读来让人心碎。唐广良还特意为恩师撰写了巨幅挽联：
名也罢利也罢惟治学济世为真
衣可简食可简但著书立说求是
赵岸青动情地说：“像我们这种官员，很容易找一个接替的，但是，像郑成思这样的专家，上哪儿去找？他的去世给我们国家法律界带来的损失不可弥补。”
告别仪式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共有1000多人来向郑先生告别。”中国社科院的工作人员喃喃地对记者说。
作者：记者 蔺玉红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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