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诸位进行经验交流和分享，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的专家、法官律师保持接触和交流，对我们发展双方都需要的经济贸易、法律诉讼值得相互借鉴、取得政治上互信等都是非常有利的。

我是中国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首席法官，这个审判庭建于1996年，当时我担任了这个审判庭的副庭长，2000年我成为这个法庭的庭长。目前这个法庭有8名法官，其中有四名资深法官包括我和一名副庭长。现在算起来我已经有27年作法官的生涯了。我从1979年开始我的司法生涯，那一年邓小平先生进行改革开放恢复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司法制度，当时的法院已经遭到文化大革命摧毁，需要重建，需要法官，邓小平先生给了像我一样当时的年轻人一次公开考试进入法院工作的机会，1979年我成为了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一名书记员，一年多后经过考试成为民庭的一名助理法官，以后法官、民庭的副庭长、庭长、该法院的副院长。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是个最基层的法院，但是他的管辖区里坐落着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南海和历史上的皇帝的管理国家的所在地紫禁城也有一部分管辖权。

在11年的地区法官的生涯后，我获得了一次高级法官培训的机会，当时在最高法院设立的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被培训了一年。1990年我被遴选到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担任一名助理法官，以后成为法官、高级法官，我担负的审判任务是各类涉外民事案件和著作权纠纷、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纠纷案件。1996年最高法院建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我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该庭的副庭长，至2000年当了知识产权庭首席法官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很重要，最高法院所有的下级法官判案必须遵守的司法解释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的讨论通过并公布。我在最高法院16年的经历中，获得了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法院院和美国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院、天普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这些研究的机会，促进了我主要参与制定的承认外国法院和香港、澳门法院判决裁定司法解释的公布，互联网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司法解释的公布，以及我具体主持制定的一系列关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司法解释都借鉴了美国和欧洲的法律制度和法官的经验，当然主要又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为基础。也是在这16年中我为了完成我的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我不得不完成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教育。为应对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挑战，在最近三年，我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了英语专业本科的继续教育。这个培训对我借鉴当代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颇有裨益。这个学习可能对我在法官生涯即将退休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一个自愿者在做贡献的时候，会很有用处。

实际上，在我27年的法官生涯之前，我已经有了11年工作经历。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中断了中学的学业远离父母被送到中国的北部边疆黑龙江省与当时苏联相隔一条黑龙江的地区作了一名农场的工人。当时我19岁，当时的口号是我们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从经济层面来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经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送到那里也是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一种办法，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在准备和很有野心的苏联发生的边境冲突，不久发生珍宝岛等中苏的边境领土的冲突。也就是在那一阶段，中国和美国接近了，毛泽东、周恩来先生与美国尼克松总统见面了，开始中美关系的新纪元。这11年的边境工作的经历，虽然十分艰苦，但我学会了驾驶拖拉机、康拜因收割机，我学会了耕地、播种、农学、农机，如何使用复合化肥和农药，怎样计算播种量和千粒重……，在1979年时我已经成为具有几万亩土地的一个农场的管理者。也正是这段生涯对我产生对农学、机械技术等等兴趣，对我现在从事知识产权的审判极有帮助。我对技术的创造者富有同情心。

此次在美国期间，我接受了南加州大学和约翰马歇尔大学的邀请参加会议，带来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最新信息。我将于同行们分享，也将带回美国同行的新经验。

再次表示感谢，能有机会与在座的同行分享经验。我听说在美国人们将专利等知识产权律师比作“王冠上的宝石”，我衷心希望诸位珍贵的宝石们，毫不吝啬，将你们的经验分享给中国知识产权法官，理解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我带来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进展的资料，还要在两所大学有演讲。有感兴趣者，向高先生索取资料，也可以访问我在1999年建立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站：www.chinaiprlaw.cn , 也可以访问知识产权庭今年3月设立的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ipr.chinacourt.org/ ,你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