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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制度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美国创立之初，于1787年9月制定的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版权与专利条款”即第1条第8款第8项：“对作者和发明人，赋予对相关作品或发明的有限时间内的独占权，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这就是美国人常常考证的，其版权、专利保护制度，直接产生于宪法的依据。

第一部《美国专利法》于1790年4月10日由美国总统签署，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组成小组，负责审查和授予专利权。专利权保护期为14年。

当年的专利纠纷由联邦地区法院[1]审理，二审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当时有关专利的无效、侵权标准，几乎由最高法院直接掌握。由于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很快导致专利案件数量大量增加，最高法院应接不暇，使专利案件的审理期限平均长至十年。

美国国会1891年通过evarts act法，建立了联邦上诉法院[2]审级。专利案件由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3]管辖，专利案件到这一级的联邦上诉法院为止，不能向最高法院上诉；其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原则上也到联邦上诉法院为止，使最高法院从过多案件中解脱出来。但是最高法院这种超脱，却开创了司法审判不统一的纪元。联邦上诉法院当时有9个，每个上诉法院的判决，对同级的其他8个巡回法院无约束力。

在evarts act法通过之前，国会就接到过相当多的提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司法机构，统一审理专利上诉案件。在evarts act法通过之后，这一呼声仍然强烈。从1893至1921年，更有32个提案提交国会。1900年美国律师协会aba带头提出了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专利上诉法院。

1912年美国总统塔夫脱要求国会建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专利法的执法情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为统一专利司法标准，业内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应当建立一个专业法院。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和国会的保守态度，因而以上建议均未变成法案。

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引起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很多研究结果均主张用专利制度刺激经济发展，其条件之一就是规范专利审判制度。

1941年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产生了是否建立统一专利法院的争论，美国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4]提出最终报告，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专利上诉法院。

1955年参议员o’mahoney正式向国会提交过法案，但是在此后几十中，国会对此类提案，始终没有共鸣。

美国联邦法院早期系统中，涉及专利案件审判的，还有联邦赔偿法院。

1855年建立的联邦赔偿法院，其性质属于行政部门的执法机构，即宪法第一条法院，其内部包括二层审理结构：审理一审请求部门、审理复议请求部门。

联邦赔偿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包括所有联邦政府的侵权案件。美国法典第28章第1498节，将政府的专利、版权、植物品种权侵权行为，专列一条，区别于民间也就是是私人的侵权行为。

该条规定，如果权利人的权专利、版权或植物品种权受到美国政府机构的侵犯，包括违法制作、使用有关产品、作品，权利人可以向美国联邦赔偿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美国政府机构拥有的公司，经过美国政府机构的承包人、分承包人或任何个人、企业，经过美国政府许可、同意、鼓励、诱使等，在完成工作中侵犯专利、版权或植物品种权的，美国政府亦为被告。

第1498节看起来仅是单纯的政府赔偿，但实际上却有允许政府进行法定许可、强制使用的权利。根据该节，美国政府使用专利、版权、植物新品种，并不需要与专利权人谈判，得到许可，政府机构可以径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对政府许可下的第三方，没有诉权，也不能禁止政府和该第三方使用，但可以要求政府进行赔偿。政府许可下的第三方在使用，在实践中被认为是政府的使用，是不可起诉侵权的。

政府赔偿的范围，包括权利人“合理和全部”损失，实践中掌握的标准是“合理的使用费”。对版权，还可以是法定赔偿额。与之相比，私人的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要高得多，如果证明是故意侵权，可以权利人可获得三倍损失之赔偿。

事实表明这一国家赔偿规定，作为强制许可条款使用，在美国实践中并不少见。

1999年10月25日，美国航天航天局技术商业化办公室，有言论认为：政府使用知识产权，属于政府征用的范围。

1998年6月4日，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署下辖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5]研究手段课题组在文章中认为：“作为政府机构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无论是否有联邦资金开发，均可使用任何专利发明；为美国利益，均可许可他人使用和制造有关专利产品。这些使用均不需要获得许可，而仅需要根据第1498节支付合理和全部的赔偿。

2001年6月6日，原告crater 公司起诉lucent technologies公司，被告lucent technologies终审胜诉。法院有关判决认为：被告所有的所谓侵权行为，均是为完成政府项目，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可。根据第1498节之(a)条有关政府专利侵权的规定，民间当事人对为美国政府制造的产品，不负专利侵权责任。

1996年6月19日，原告hughes aircraft company公司诉美国政府，要求对强制许可使用其3,758,051号美国专利，要求高额赔偿。原告的专利有关旋转稳定宇宙飞船的旋转控制装置，法院认为：本案中的第1498节赔偿，是建立在国家征用基础上，所以确立赔偿的正确算法，是原告的损失，而不是使用者的所得，结果原告败诉。

1997年5月20日，gargoyles和pro-tec公司诉美国政府强制使用其眼睛保护罩专利（美国专利4.741,611号），要求以其失去的利润，而不是合理的使用费标准，来确定赔偿额。原告的护眼罩已经商业化销售，美国军方向另外的公司——american optical公司订购了几千套这种弹道激光护眼罩。原告认为侵犯了自己专利权。一审法院判决的“合理使用费”损失，是售价的10%。专利权人认为太低，而军方认为太高。二审法院维持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又一次论述道：第1498节赔偿，是建立在国家征用基础上，所以确立赔偿的正确算法，是原告的损失，而不是使用者的所得。

上述案例是美国政府机构强制许可使用授权专利，产生的专利行政诉讼。

1890年国会以解决关税行政争议，设立了总评估委员会[6]，属于行政执法机构。

1909年设立的关税上诉法院[7]，作为司法法院，代替了总评估委员会职能。

1929年国会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上诉案件，从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转移到关税上诉法院，并将该法院更名为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8]，其亦属于司法法院。

至1991年10月美国共有14个上诉法院，其中包括12个地区上诉法院，以及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联邦赔偿法院。有关审判体制如下：

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审理不服专利局决定案件、辖区内的专利侵权案件，还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9]这一行政司法机构的上级司法法院。

实行三审终审制，最高法院负责最终的司法审判，但是上诉到最高法院，实行许可制，最高法院可以不接受上诉。由于最高法院各种案件数量的压力，以及专利案件强烈的技术专业、特点，最高法院很少过问专利案件。

美国专利案件的审理，非常分散、缺乏统一标准。在这样背景下，诞生了联邦法院改革法，其基础理论，仍然是美国知识产权法执法过程的统一、稳定、准确。

1970年代美国法院案件显著增加，甚至最高法院也产生了大量案件积压，导致国内开展了法院改革研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专利诉讼时间拖得太长、化费太大，专利判决的结果受地域影响太强，存在大量判决不统一现象，导致企业经常不能确立经营计划，效率低下；导致中小企业无法作出投资决定；导致当事人通过选择法院，可能取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197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长warren burger任命了一个委员会[10]，进行调研。该委员会建议成立专门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全国的专利判例，同时作为最高法院的案件压力缓冲区。国会在1972年根据调建议，建立了联邦上诉法院系统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有关报告指出，在专利领域当中，判决不统一的现象特别严重，建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可能是解决统一标准良好出路。但该委员会还提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建立纯粹的专业法院，因为纯粹的专业法院可能造成“视野狭窄”，导致法官不了解社会情况，以自己的眼光来作出判决。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司法改革出现了重大转折。司法部长griffin b. bell设立了司法改革办公室，并且聘请大学教授meador作为部长助理。meador提出建议，将联邦索赔法院和ccpa结合成一个新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与以往建议不同，该法院不是介于最高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中间的一层，而是属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一，属于其中的专业法院。

该专业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中除了专利以外，还包括税法和环境法案件。在律师协会的反对下，税法和环境法案件最终从该建议中撤除了。

卡特总统在1978年召开了由两党参加的产业推进政策审查会，其中重要议题是有关专利政策。该政策审议会的结果，不但建议在专利局内部建立专利复审委员会，也把好专利复审关，同时对美国的联邦上诉审法院系统，也要进行改革。

1979年2月27日，卡特总统向国会明确表示，如果法院判决结果不可预料，专利就不能作为可靠的投资激励，故美国应当建立新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1980年里根总统当选，参政两院在两任总统的坚持下，克服了以往的很多不同观点，终于通过了1982年联邦法院改革法）[11]。建立了新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合并了美国专利与关税上诉法院、美国联邦索赔法院的上诉审部门后构成，其为美国13个联邦上诉法院当中独一无二的专属，而非地域管辖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专门管辖权包括：

1、不服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的专利及有关版权和商标案件（单纯版权、商标案件，其不牵扯到其他问题的，应继续上诉是其他巡回法院）。

6、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关进口贸易中不正当竞争的上诉案件；

以上的讨论中，仅以专利行政案件为例，实际上对商标审查和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不服之行政案件，有关新植物品种授权的行政案件，均存在的单方诉讼、双方诉讼之分。

与其他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的地域管辖相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专属管辖。在知识产权方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不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上诉案件，和不服其他地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在实践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扮演着知识产权案件终审法院的角色。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又是一个半专业的法院管辖，除了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等案件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照料，包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案件，以及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案件等，这些妨碍了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的作用。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前身、美国专利与关税上诉法院时代，该法院的法官组成相对更加专业，而到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阶段，仅有三个法官具有科学技术学位。

尽管缺乏专业背景，过去三十年内，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凭借着半专业的知识和眼光，显著地推进了美国专利制度的发展。被美国国内人士评价为“专利之友”，并且极大地捍卫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例如，对专利保护范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半专业的眼光，理解专利法保护的实质，以方法发明的名义，将保护对象扩大到计算机软件程序，生物组织，商业方法。

美国人认为，联邦法院在１９８０年代，对有关专利保护不利，损害了美国半导体工业的利益，使美国失去了在该方面的技术优势，将该优势拱手让给了日本。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扩大专利保护范围的坚定不移的步伐，与这一失败相比，被认为是很好地保护了美国的商业利益。

从1945至1980年间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最高法院只受理了一件专利案件，还是为了解决地区法院判决冲突。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成立后，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给予几乎是完全的职权，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仅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才发布自己的判决。

有人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巡回法院的建立，统一了知识产权的司法标准，防止了不正当地选择管辖法院，对复杂的知识产权法实现了专业法官办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知识产权司法标准。但是主张改革仍然认为，还应当进一步加大任命专业法官的力度，使美国准最高知识产权司法机构的司法审判，跟上技术、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有关学者积极支持扩大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管辖范围。

1998年怀特委员会）[12]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系统进行有关调查，结果表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在实践中有很大增加。怀特委员会还说明存在有关建议，即将版权上诉案件，归该院管辖，从而形成了专利、商标、版权的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一部分公众和法律专家的认为，[13]知识产权审判的改革方向应当是：

3、稳定地域管辖范围，防止有意规避选择管辖，增强司法效率。

有人认为，专业法院名声小，可能不会吸引高素质的法官参加，结果导致某些专业法律的执行不利。这是由于在现实当中，美国某些专业法院例如家庭法院、毒品法院，均为州地方以下的法院，法官的身份低、收入少，使专业法院打上了低级法院的烙印。

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在知识产权专业法官就如同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声望、收入，比没有特色全科医生都要高。认为法官的生活、地位，受国家的政策导向影响。认为国家重视法院的专业化建设，其结果自然会提高法官的声望。例如半专业化的联邦巡回法院，经过二十年的工作，在法律界已经享有了很高声望。

有人认为专业法院只负责某些法律，天然具有近视眼和窄视野的倾向。而普通法官由于接触各种疑难法律问题，因而具有全面法律视野，因而在体现政策中，应当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第97届国会的听证过程中，反对建立联邦巡回法院的人，就曾认为，视野窄的专业法院，不适于审理某些涉及较宽、较基础层面的案件，例如反垄断案件，

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专业法官对法律、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的理解，不一定就窄。虽然普通法官接触案件杂，但是由于是社会常见案件，因而也仅限于某些类型，所以普通法官熟悉的，可能也仅是某个法律领域。例如，达拉维尔最高法院表面上看也是普通法院，但是由于处理了大量公司法、商法有关案件，所以实践中是专业法院，其判决引起了其他州法院纷纷效仿这就是专业法院作用的很好说明。

主张普通法官审理的人认为，普通法官可以通过学习，很好地审理专业案件。而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专业法官也可以通过学习，很好地了解相关法律领域的知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专业法官在阅历、能力上，输于普通法官。普通专业法官的深入研究和调查，才能在重要领域保证正确判决，使判决不轮为没有依据的意见和推测。

反对专业化法院的人认为，法院专业化可能导致有关判决，偏离司法判决的主流，使普通的法官、律师，或普通人不明白有关判决内容。而由普通法院审理复杂知识产权问题，不但可以保障正确判决，而且可以使有关结果通俗易懂。

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已经成为高度专业化的法律，如同神经手术，这种手术是街上的普通人不能完成的，而街上的普通人对由专业医生来做专业手术，专业法官来审理专业问题，会持拥护态度。

有人认为，专门化的司法机构，审理复杂的技术案件，特别容易受特殊利益团体的游说从而影响。其原因在于，专门法院法官的任命，要听取专业团体的意见，同时专业法官的升迁，也与一定的政治气候有关。

这一观点的反对者认为，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民主党人总统认命的法官和共和党总统认命的法官，也会受影响于政治气候。

有人认为，有关普通法官可以通过学习，来解决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

这一观点的反对者认为，职业知识产权法官由于对某个法律领域非常熟悉，对于复杂案件、划时代的技术法律问题，容易作出正确判决。相反，普通法官在短时间内，即使通过艰苦的自学，也不可能完全了解高技术领域当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而有技术背景的专业法官，马上可能成为“专家法官”，其甚至可能具有该领域专家证人的水平。这种专家法官作出的判决可能是最正确的判决，使司法实践满足加速技术发展的需求。

某些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论者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法院专业化，法官专业化。

他们认为州法院的司法改革经验，可以作为联邦法院的借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各州根据自己需要建立的专业法院，经过全国性的讨论长时间讨论，受到了社会的一致肯定。例如商业法院、成人毒品法院、少年毒品法院、家庭法院、少年法院均产生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美国各州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商业法院。有些法院内部建立了不同的分支、庭，例如纽约最高法院设立了商业法院，另外还设立了房屋法院、家庭法院戒毒法院和家庭暴力法院。这些专业法院均有自己的专业法官。

专业化联邦法院的专业化，可以保障知识产权案件判决的统一性、权威性、准确性、可预见性。在联邦巡回法院产生之前，全国缺乏统一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由于美国专利商标局、地区法院、联邦法院，对法律理解的冲突，导致了当事人恶意选择法院现象广泛蔓延，于是不得不建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由于建立半专业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及专业化的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发展，法律变得更加统一，不正当选择法院的现象大大减少，促进了联邦上诉法院系统对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统一。

高技术的发展及其复杂性，使不同联邦法院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见分歧，因而当事人不正当选择法院管辖的现象依然存在。

与1983年建立时相比，现在联邦巡回法院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大大增加，这种数量问题导致了司法审判质量的下降，并且抵消了法官素质的优越性。联邦巡回法院每年作出900个上诉案件的判决，其中三分之一是专利案件。每年平均有1000件案件等待审理。评论认为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案件如果再增加，就会产生这些弊病：（1）使主审法官对复杂的技术领域，没有搞清技术问题就下判决；（2）对下级法院普通法官的判决，容易无原则维持；（3）影响判决的质量，有关判决理由的分析，就不如从前；（4）容易受大公司的影响，因为大公司可以动员大量资源，影响主审法官。

美国公司每年耗资五十亿美元，对其发明和产品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美国专利的80%为美国公司所有。保护了这些专利权、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了美国的经济。作者认为，对美国宪法规定的、专利法“推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的任务，美国最高法院的有关要求，是“保持判决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促进技术成长、产业进步和经营的开展”。而联邦法院通过集中行使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审判权，在专利权有效性专利授予条件、专利有效性的条件、专利侵权的构成等方面，执行统一司法标准。避免了当事人花费巨资投入专利诉讼，但是事先不能够预料审判结果现象发生。这样就很好地完成了最高法院赋予的任务。

美国的联邦法官、有关学术界、知识产权律师均承认，建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使用专业法官有很大好处。当国会设立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时，仅有两个法官过去是专利律师；1989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个法官中有5个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代理人资格，其中4个是专利律师，1个是商标代理人。现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阶段有12个法官，仅有3个法官具有科学技术学位。仅有三个法官具有科学技术学位，未能满足随着技术案件越复杂，法官的专业化要求。

有人认为美国专利商标局，与联邦国际贸易委员会一样，解决的问题事关美国与全球经济的关系，而其他政府机构的行政司法机构，则没有这样的影响。例如环境保护署等等。

由于这种特点，有的专家的建议，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行政司法机构，转换为法院性质，由总统从专利律师界，挑选有深刻思想的人，任命为终身法官，从而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

如果专利复审委员会成为了完全的司法机构，那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将成为二审法院，适用完整的法院规则审理一审法院的决定。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这种结构中，专利案件首先经过了非常狭窄的专业法院的审理，解决了技术进步带来的非常专业的问题。然后经过了半专业法院的审理，最后最高法院作为综合性法院（非专业法院）把好经济、社会政策关口。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建立科学或者专利法院，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德国、英国的专利法院和日本的专利法院。认为这些知识产权专业法官，应当具有良好的科学、技术素养，全面而不是片面地部分地掌握了科学方法，可以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以及正确衡量专家证据，更好地完成最高法院赋予的“守门人”的责任。

另一个建议是将联邦巡回法院改造成完全的高级技术法院，由专利律师、有资格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审理科学技术案件，包括生物工程、工程技术、通讯、计算机科学、商业方法、互联网法等方面的案件。这种提升和专业化，可以使法院更好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复杂知识产权案件，

对于联邦地区法院这一层，建议有两类。一类是建立特别的科学技术法院，其他联邦地区法院将有关案件向科学技术法院移送，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所为二审法院。另一类，是在各个联邦地区法院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帮助法院解决技术问题。

美国有的法律评论者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试验，其成功程度超出了预料。而该法院仅是个半专业化法院，如果发展成完全的专业化法院，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同样，在联邦地区法院一层，使用专业法官、技术专家咨询、专家证人，高级陪审团，以及有可能建立地区法院一级的科学技术法院，将使法院圆满完成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赋予法院、法官的任务。

法律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法院的判决，在稳定的法律规范尚未形成时，法院的判决往往有前瞻性，起到了路标、号角作用。这是对于一般社会问题而言。而对于科学技术引起的法律问题，没有专业的法院、法官，是不能够完成上述司法任务的。只有法院、法官的专业化，才能推动法律前进。

目前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在民事、刑事审判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 于是在诉讼中出现了指定技术咨询专家，请技术专家、业内人士，作为专家证人的方法。1994年，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出版了有关《办案指南》，支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使用专家、业内人士证据。最高法院在kumho and joiner判决中也要求，案件的审理法官应当根据联邦证据规则有关规定，在诉讼中考虑有关科学技术和其他特殊知识的专家证据。因而在美国，受最高法院直接约束的联邦上诉法院及地区法院，越来越多地在法官审理案件、陪审员审理案件当中，采用专家、业内人士证据。

美国最高法院1920年在 in ex parte peterson案件中，对邀请聘请技术咨询专家发表的法律意见是：法院具有天然权利，为履行司法职责，自己选择合适的手段。联邦法院改革法允许法官在指定技术咨询专家，帮助做出判决。“联邦司法中心”的“办案指南”也规定：法院具有天然权利，为在该类案件中选择技术咨询专家。技术咨询专家的角色对就专业问题向法官提出咨询，其言论不属于证据，所以当事双方不能够质证、争议。进一步，法官咨询专家的讨论，也不公开，查阅不到。邀请咨询专家的费用，根据法院提高司法效率的的“天然权利”由当事人承担。

例如联邦巡回法院使用高级咨询专家，对cafc的决定作出评价。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著名案件当中还指出:”专利文件是为该领域的技术专家撰写的，而不是为作为门外汉的普通人和普通法官撰写的。在生物工程案件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定了技术专家，帮助巡回上诉法院解释权利要求。其它联邦上诉法院使用技术咨询专家，帮助了解复杂的技术问题。其他法院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也指定 “技术咨询专家”。

司法界从公正司法角度，对指定技术咨询专家的方法，存有疑虑。联邦司法中心的《办案指南》将聘请咨询专家，规定为法官的“最后或接近最后的手段”，在极少数的复杂、不常见的案件中使用。但实践中并不完全如此，如第九上诉法院指定咨询专家，就比较自由。

有的法官在医学案件中，指定了4个技术专家，帮助评价科学证据。另外法官在有关案件中，接受当事人共同推举的技术专家，帮助澄清复杂的科学报导、术语、理论。越来越多地使用咨询专家，成为公认的解决手段，特别是当联邦法院面临的互联网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医疗纠纷、环境污染，或者其他有关技术、科学和法律结合的案件。

美国民事证据规则第706条专门规定了指定技术专家的指导方针，而其中包括提名、报酬（由当事人支付，或由联邦有关基金支付）、向当事人公示、由当事人选择。

最高法院在在daubert 案中指出，由于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发展，“联邦法官应成为“良好科学”的新守门人”，要把好证据关，保证证据合法、相关、说明事实。在该案中，涉及技术证据的诉要点包括：对技术假定如何验证，错误率的控制，同行评价和出版物的状况，有关技术领域的人是否普遍接受。“联邦司法中心”的《办案指南》，因此规定了“特别程序”章，其中规定了法院指定专家问题。

与技术咨询专家不同，专家证人需要提出证言，在法庭上接受当事人的质证。

由法院邀请专家证人，由于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其特别适用于：有关当事人不诚实，或者不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内容；当事人由于经济原因，请不起专家证人；当事人各由专家证件，打起了专家仗；帮助法院对技术案件进行调解。相应地，适用技术专家证人的缺点在于：难以找到中立，没有偏见的技术专家；有关当事人反对邀请专家；缺乏在特定案件中，合适专家的邀请标准；法官害怕由于指定专家证人不当，其判决会被上诉审推翻。

联邦司法中心对400多名法官的调查表明，20%的法官使用过专家证人；87%对法官认为，使用法院指定的专家证人，对某些案件的确有帮助。

特别专务[14]是法院指定的律师或教授，根据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有关规定，帮助法官进行诉前程序、提出证据要求、质证、调解、作出法律结论等事务。

在专利案件中，经常使用特别专务。法院派给特别专务的任务是，对有关争议对象内容，教育负责确认事实的法官或陪审团。其他案件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产品责任案件、玩忽职守案件、反垄断案件、侵犯公众权益案件。

1790年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应当由陪审团决定。现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由百姓组成的陪审团，往往采取仇视公司、敌视知识产权的态度，同时对技术问题也搞不懂。

对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案件，要求统一审判结论。而临时组成的陪审团显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在1996年的有关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改正了有关认识。该判决认为，权利要求的解释，是法律问题，应当由法律法官来完成。这样判决仅是部分强化了法官的作用，而对于专利案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侵权要求赔偿的，当事人有权选择陪审团进行审判，仍然是法定权利。法官在这一过程中，仅能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

美国某些法律评论者认为，即使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也应由相应科学技术背景的专家组成，即发展专家陪审团。专家陪审团并不是向普通陪审团一样，由选民登记册、驾照号码、纳税单、电话簿中随机抽选的，而应在专业知识、训练和经验的专业人员中抽选。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支持了下级法院在有关案件中，使用专家陪审团。在实践中如果双方同意选择专家陪审团，在法律上已经没有问题。而实现单方申请、即采用专家陪审团这一改革，还需要修改法律。

[1] circuit courts.

[2] regional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

[3]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4] 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tnec).

[5]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6] board of general appraisers.

[7] court of customs appeals.

[8]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

[9]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

[10] freund committee.

[11] federal courts improvement act of 1982.

[12] white commission.

[13] 2002 ucla j. l. tech.1 untangling the tangled web: federal court reform through specialization for internet law and other high technology cases by leroy l. kondo.

[14] special ma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