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几期《中国摄影报》刊登了几则因照片使用引起的纠纷、麻烦或争议。拿周连科老人诉《中国人口报》等侵犯肖像权案（见总第1095期）来说，原告及被告之一《中国人口报》均对一审判决不服，前者认为判决赔偿数额过低，后者认为报社使用他人投稿作品，并非以营利为目的，故不接受判其侵权的判决。按理说，老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几次专程赴京，只获得不到两千元的赔偿是少了点儿。你想呢，进京一次得耽误多大功夫，况且又是百岁老人，真是不容易。这种依法维权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可是，赔多少合适呢？法律条文中确实没有具体规定，赔偿数额只能由承审法官酌情裁判。此案一审判决经济损失费为474元，这个数额似乎尚不足以补偿老人为维权立案、应诉至少要两次进京的必要支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予以考虑。但话又得说回来，诉讼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目前社会环境下，难以指望通过诉讼获得巨额赔偿。

      报社作为出版者对所有来稿均负有审核的义务，投稿照片涉及肖像权，就应向投稿人核实是否有肖像权人的明确授权。如果未经核实，想当然地认为没有问题，发生了侵权纠纷，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另一个麻烦事是反映有的报纸在刊发奥运照片时，不给作者（摄影记者）署名（见总1097期）。类似的事反映多次了，可总没有得到解决。分析起来，原因有二：一是不懂法，二是素质差。这首先是针对有关报社的总编级人物说的，因为他们是为报纸最后把关的人。如果这些人不懂法，不提高素质，就甭指望解决问题。先说法。一张照片，包含至少两种权利，一种是该照片本身的物权，一种是作者在创作该照片时所产生的版权。花钱买了照片，仅取得物权，版权仍由作者控制，而版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署名权。把买来的照片拿去发表而不署名，至少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再说素质。尊重他人劳动是一个现代人应具备的起码的素质。用了人家的作品不署名，作为报社老总，难道就不该问问发稿编辑吗？难道不该去督促核查吗？不过问也不督查本应由总编负责的事情，这样的老总就是懒虫一个，就是严重失职。

      七月号《名人》杂志刊登一女名星“艳照”遭遇抗议的事，说不上是麻烦还是炒作（见总1095期）。从报纸披露的情节看，肖像人对未经同意刊登其“艳照”一事不满，写信抗议，这种举措也不失为一种理智的维权方法。被抗议人收到信后知错就改，不仅将信全文照发，且表示要负荆请罪，任打任罚，这种作法似乎也显示出当事人的某种认错的诚意与改错的决心。肖像权本来是一项私权，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事情就这么了了，也无可厚非。本人并无意在当事人之间挑讼。

      不过，这件事总给人一种不自然不舒服的印像——就像某些相声段子拿作践自己取悦听众的情形那样。打个也许不那么合适的比方，这件事就像一位身着西装革履的人，站在长安街上向路人炫耀从自己身上择出的一个虱子。

      最后说本文的题目。“文化人”这个词现在已经被用滥了，本人并没有任何新的见解。在摄影圈里，由于照相机技术的极大发展，任何具备0.5视力以上，会按快门的人大概都可以算作摄影家或文化人。说文化，只因它与照片，与传媒沾边。“费厄波赖”是英文fair play的音译，原意是公平比赛，喻意为做事光明磊落。选这个题目，就是想说凡是玩相机的、搞传媒的人，做事情都要讲究规则，内心要有些许光明。

                                                       （2000.11）